在行政过程中，除行政外，相对人是其中的一方主体。

黄老师苦等想象中的司法撬动方式是不行的，2004年已经有了这种撬动，将来即使在人大常委会下设一个委员会，那实际上也只是法规审查备案室的一种翻版，对于我们的宪政转型仍然是于事无补。主持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一套语言中进行建构，但是我们大家讨论还是用公家话而不是私家话，因为要讨论而不是自己自圆其说，不是自己写日记。

另外对飞龙的一点批评，就是他做了八个结构，那八个结构我也想和陈燕师兄提出同样的问题，你如何划分的？你说前三种是根本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后面是具体的制度设计，那么这个制度设计的背后的整个逻辑基础是什么？另外你也提出了而一个词，叫保守共和自由主义，关于共和主义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另外还在前面加了一个保守，叫保守共和自由主义，这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你用的概念太多，以至于整个行文不够深入，当然这是受限于你文章具体行文的考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是有理论资源与学术主张上很大差别的，甚至他们所使用的关键性的概念都不共享。在我看来，现在全部关于宪法解释学的知识准备实际上都是在做一种否定的工作，就是说我通过个案，通过对有关法律文本的违宪性的审查，在否定意义上让国家不做什么，而不是肯定意义上的，宪法怎么样生成。英国的法律主治在历史上是怎么实现的？普通法在历史上是什么东西？普通法一开始是国王特权，是国王作为司法正义的源头通过特权提供给公民的保护，最后它为什么能成为独立于王权的东西？是因为议会一直在跟国王争夺，争夺从国王特权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性的权利保护机制，要把它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一旦从国王特权中长出来的制度性机制脱离了国王特权，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它就变成一个独立性的东西，变成国家公共性的制度架构，而不再是国王个人王权的一部分了，所以法律主治在历史上生长的过程中，恰恰是依靠一个独立于国王代表政治共同体的议会生长起来的。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比较多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我这个人某种意义上既是幸运或者也是不幸的，从2008年陈老师那篇论文产生开始，以后凡是陈老师跟高老师出现的与政治宪法学有关所有学术场合我都出现了，他们的对话我基本上是全程的见证者，并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进行跟踪理解的人，所以我稍微有些幸运或者不幸。叫做《田飞龙是我们这一批人的学术领袖》，之所以说飞龙是我们这一批人的学术领袖，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飞龙是以学术为业，精力非常充沛。至于审议程序，主要问题在于分团审议的问题，这不利于体现全国人大作为代议机构的整体性，而且全国性立法所涉及的绝对不是一两个部门或代表团的利益，而是整体利益，故应该通过议事规则的改革实现法律案审议的全体化。

这些创新最终被严格控制在政治—行政的内部审查框架之内，处于外部的司法系统和社会公民系统无法进入。其他地方，比如南京江宁区，也出现了人大代表工作室的试点。按照1982宪法的框架，中国采行的是一院制，但又并非纯粹的一院制，理由在于：（1）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对独立于全国人大，在后者闭会期间履行着国家立法权，一方面构成纵向意义上的第二院，另一方面构成时间意义上的二次代议机构。中国人大系统中代表兼职化与委员专职化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而这种组合状况显然大大降低了中国人大系统的民主正当性和实际代表性。

这标志着改革三十年以来伴随经济市场化的立法运动基本结束。本文首先从专职化的角度对中国人大制度的代表性及其制度缺陷加以解释与评估, 接着从程序与机制的视角对立法权的规范化予以考察和论证，前者构成中国人大制度的代表合法性来源与代表性的内在品质，后者构成作为人大制度主要功能的立法权的运作面向。

按照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理，议会内部的委员会是服务于议员职能的附属性机构而并非直接的代议性机构，委员会本身不是议会，而只是议会的工具。人大系统的真正主体应该是代表而非委员。中国立法权规范化的过程同时必然是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的成熟发展过程。与代表兼职化相对应的是委员的专职化，其中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二是指向政体条款、具有程序意义的人大代表制。通过2003年的河南种子案，《立法法》中的冲突规则的非司法性得到人大系统的确证，法律规范审查的司法化受阻。立法成果的体系化显然是立法权行使的直接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应适当减少，因其作为二次代议机构缺乏足够的民主正当性。

因此，加强和改善人大职能的首要问题应该就是代表专职化的问题，其要害在于为代表提供时间上和利益关联上的独立性，这是最为基本的保障。作为国外长期议会史经验总结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 值得认真研习和吸收转化。

目前正在进行了个税法修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严格而言，全国人大的代表更接近国外众议院的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及全国政协委员的精英色彩使其更加接近参议院议员的角色，故长期来看，在全国人大代议职能逐步加强的条件下，也可以考虑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合并构成具有参议院性质的代议机构。

审议程序的全体化，包括引入全体会议的立法听证制度，这非常关键。2、立法权程序的规范化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权的程序分为提案、审议、表决和公布。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结构性调整，国家立法权实质上就可能被作为二次代议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控制或垄断，这对于建立中国的民主政治显然不利。（3）立法公开听取意见程序中产生的公众意见除了服务于议程上的立法任务之外，还应作为国家立法议题的重要来源，充分利用，有效回应。这就要求通过法律（未必是宪法，否则就构成联邦制了）对地方立法权进行事项和范围上的明确化，真正做到中央事务归中央，地方事务归地方，各负其责，协调发展。这是转型中国面临的现代性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实践中，中国的人大代表经常被指怠于履责、脱离选民、缺乏提案或提案质量不高、官员代表比例过高等。提案程序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一平等的提案处理程序、代表作为立法权正当主体的作用遭到压制、提案权基本上被其他国家机关垄断。

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问题在2010年关于代表法修改的讨论中成为一大热点。这样，在中国的宪法生活中，代表与人民就处于一种不完全代表性的状态，人民在法律保障之下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

代表专职化是提升人大代表内在品质的关键因素之一，从长远来看无法回避。所谓程序化，即对于《立法法》已经建立的公民申请审查程序，应着重按照审查程序的基本要素加以改造和完善，其要点在于明确赋予公民建议人以程序当事人资格，明确规定审查的期限，对于审查程序和相关审查信息除合法的保密需要之外应向社会公开。

中国一院制的不纯粹性本身就构成了立法权主体规范化的理由。只有统而观之，我们才能在更加完整的理论与制度视角中呈现中国政治现代性建构过程的代表—人民之关系。中国的问题是，工具是专职化的，而主人却是兼职化的。下面就中国立法权规范化建构方面的若干程序与机制问题进行简要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化建议。

这样一种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具有人民主权的原型意味，但不是制宪权意义上的人民的整体出场，而是宪（法）定权意义上的有序参与，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公民依据法律对国家权力过程的参与权和公民在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权。在这两种代表制之外，中国宪法还保留了人民实践某种直接民主的制度空间，即宪法总纲第二条第3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制，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里的依照法律规定为作为代表制形式的人大系统施加了明确的立法义务，即通过有利于人民参政的立法来保障人民的参政权

而1992年的《墨累-达令流域协议》的目的在于推动并制定有效的规划，并通过管理实现流域水资源、土地和其他环境资源的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用。而这种协商机制的重点在于多元利益主体在流域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参与。

阻碍航道，扰乱正常通航秩序。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整体论的、不滥用自然资源的、在生态学上合理的、长期的、综合的、爱好和平的、人道的、合作的世界观来指导流域的立法实践。

立法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早期制定的法与新近法律之间可能存在大量的冲突，为了加强法律之间以及法律与时代之间的协调性，需要及时的修改或废止法律活动。所以，在跨行政管辖区的流域中进行利益衡平就必须依靠大量的协商会议来解决。（四）新价值理念贯彻不够，立法滞后。水董事会的行政管理地位与市政管理机构相当，具有制定规章和征税的权力，按照全成本回收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征税获得水质和水量管理工作所需的全部经费。

行政立法的数量远远超过人大立法，由于改革开放需要大量试验性立法，即摸着石头过河，许多重要事项都是国务院制定条例，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立法机关认为成熟在上升为法律。我国政府也提出与之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科学发展观。

[9]（三）完善协商机制，扩大公众参与。[4]在长江采砂问题上，长期存在管理规定政出多门，管理复杂混乱的现象，由此带来了局部河势恶化，危及堤防安全，影响防洪。

论证必须体现专家的真实意志，不能搞假论证，最后还是领导意志决定。在出台《黄河法》、《长江法》等专门流域立法还有困难的情况下，先制定一部流域管理基本法也比较现实。